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从人权保障的视角来看，一些国家政治和公民权利异化，政治献金左右选举，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异化为实质上的“一美元一票”；从经济社会权利的角度来看，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占据着约75%的社会财富，最贫困50%人口仅拥有2%；部分群体的预期寿命在和平年代竟出现了历史性下滑，如此等等。数以亿计的普通人在形式上拥有各种权利，却在现实中无力行使。他们有权利，却没有实现权利的条件。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一些长期高举人权旗帜的国家，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浪潮汹涌。

　　历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权，究竟是贴在墙上的装饰品，还是落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基本保障？我们的答案是：人权的真正检验，在于每一个普通人是否真实地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

　　西方主流的人权话语长期遵循一套线性逻辑：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核心的第一代人权优先，辅之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构成的第二代人权。这套逻辑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高度不平等的结构条件下，其内在矛盾正以前所未有的烈度暴露出来。

　　第一代人权的困境在于参与的空洞化。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在资源高度不平等的现实中，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政治影响力。研究表明，美国的经济精英与有组织的商业利益对联邦政策具有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公民几乎没有独立的政策话语权。自由选举的外壳之下，是资本对政治的系统性渗透。

　　第二代人权的困境在于保障的制度性收缩。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市场化，个体的权利实现高度依赖其支付能力。国家的直接供给功能弱化，社会底层在能力积累上陷入代际固化，贫困与不平等在制度链条上不断自我强化、循环扩大。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当政治参与向精英倾斜，政策自然转向资本利益；当公共服务大幅退出，弱势群体主要依靠市场自救。两代人权相互削弱，在同一制度逻辑下形成累积性失衡，最终外溢为政治极化与社会对立。这是制度性的失败，而非偶然的政策失误。

　　中国珍视第一、二代人权，但更加重视生存权与发展权，认为这两种权利是一切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现实前提。中国的实践，可以从三个角度审视：1、国家在权利的实现中扮演什么角色；2、国家通过何种机制实现权利；3、权利实现的优先性顺序。

　　下面先看几组数字：

　　四十余年来，中国使近8亿人摆脱了贫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壮举，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总量的70%以上。2020年底，按现行标准衡量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这是数亿个真实的人，从饥寒与绝望中走向了有尊严的生活。

　　第一，国家是权利实现的组织者，而非旁观者。中国将国家定位为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推动者，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投入与公共服务供给，为权利实现打下物质基础。截至2025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13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1%；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约35岁提升至如今的79岁。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国家主导、财政支撑、制度保障的结果。

　　第二，国家几乎启动了所有的机制和动用一切可能得资源助力于广大民众的基本人权的实现；

　　第三，权利扩展遵循从生存到发展再到参与的递进逻辑。先解决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再拓展教育与技能培训（2021-2025五年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近1亿人次）；继而向公共文化与政治参与延伸。行政村通光纤、通4G基本实现全覆盖，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参与的空间正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切实扩大。

　　第四，公共资源向弱势群体制度性倾斜，而非市场化的效率优先。国家主动将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资源导向条件最薄弱的地区和群体，以补偿性投入对冲结构性劣势，让权利实现不因出生地或家庭背景而改变。

　　当然，我们从不讳言，中国的道路仍有城乡差距、区域不平衡等问题需要持续攻克。但中国的方向是清晰的：让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落实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改善。

　　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明确宣示：所有人权具有普遍性、不可分割性与相互依存性。生存权与发展权，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更不可以一代人权压制另一代人权。

我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真正标准，不是某一种制度形式，而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真实地享有了有尊严、有保障、有发展的生活。以此标准观之，中国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可信的路径参照——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条将生存权、发展权与其他权利贯通实现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正当的。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尊重人权实现路径的多样性，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开展真正的对话，共同致力于世界人权进步事业的永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 周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