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非洲裔美国人频遭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而遇害，美国人权问题一再成为国际舆论焦点，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大规模监禁现象，更是引发世人广泛关注。正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出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活动时指出，“美国占世界人口的5%，却拥有全球25%的囚犯”，而在这些囚犯当中，非洲裔美国人占据了三分之一。
这种大规模监禁对美国人民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人权的践踏，既归因于美国宪法修正案和刑事司法体系的不合理规定，也根植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更是美国奴隶制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思想结出的恶果，本质上是美国奴隶制烙印的当代体现。
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与大规模监禁的起源
美国内战（1861—1865年）末期，共和党激进派控制下的国会为根除美国奴隶制，出台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明文禁止合众国境内存在奴隶制和强制劳役；但该修正案同时也继承了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的措辞，保留了对囚犯施以强制劳动的规定，希望以此来惩罚和改造囚犯。将禁止奴隶制与允许强制囚犯劳动相并列，在内战前的国会立法和北方各州宪法中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被称为“样板”条款，以至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制定者们几乎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表述，而没有意识到在彻底废除奴隶制后，这种陈规旧律可能会给前奴隶主或种族主义者监禁和奴役非洲裔美国人提供制度上的漏洞，进而使奴隶制的烙印得以延续。
南方白人很快就发现和利用了这个漏洞。从1865年到1866年初，南方各州立法机构模仿内战前的“奴隶法典”制定了一系列被称为“黑人法典”的歧视性法律，旨在维持白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特权，确保非洲裔美国人在奴隶制被废除后继续充当廉价劳力。“黑人法典”要求所有非洲裔成年男性必须每年与白人雇主签署工作合同，否则将遭到逮捕，并被处以罚款或强制劳动。同时，它还将非洲裔美国人的群体集会、轻微盗窃、拥有枪支等行为全部界定为刑事犯罪，致使他们动辄违法被捕，并被大规模监禁。
“黑人法典”随即激怒了北方的公众舆论，并在联邦国会干预下陆续被废除或修改，但非洲裔美国人被监禁和奴役的数量与比例却有增无减，甚至在19世纪末期随着“吉姆·克劳法”（即种族隔离法）的兴起而迎来新高峰。西沃恩南方大学的历史考古学者卡米尔·韦斯特蒙曾以田纳西州为例，指出非洲裔美国人在1865年只占该州监狱人口的不到5%，但到1877年其比例飙升至52%，而到1895年又进一步提高到75%。
面对监狱人口的急剧增加，南方各州政府为节省随之而来的监管成本，遂将囚犯劳工广泛出租出售给白人控制下的种植园、矿山、工厂等私营企业，以获取丰厚利益。譬如，亚拉巴马州在1898年有多达73%的财政收入来自囚犯租赁，而非洲裔美国人在这些囚犯中占85%以上。承租者为尽可能多地从囚犯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常以残酷的方式强迫他们劳动，致使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其处境甚至比内战前的奴隶还要悲惨。据统计，租赁囚犯的死亡率大约是非租赁囚犯死亡率的10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政府和企业不断相互勾结，利用刑事司法系统和囚犯租赁制，将成千上万非洲裔美国人变成名为囚犯的奴隶。事实上，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在1871年一份裁决中就直言不讳地称囚徒劳工为“州的奴隶”。囚犯租赁制一直持续到20世纪，直到1941年才被正式废除。
美国知名记者道格拉斯·布莱克蒙表示，非洲裔美国人是囚犯租赁制的最大受害者，尽管他们的确切数量已不可考，但据他推算，在1941年前的80年里，仅亚拉巴马州就至少有20万非洲裔美国人遭受这一制度的压迫。在2008年出版的《另一个名字的奴隶制：从内战到二战期间的美国黑人再奴役》一书中，布莱克蒙尖锐指出，囚犯租赁制不仅是奴隶制的替代品，而且是奴隶制的延伸，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奴隶制。
大规模监禁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迅猛发展
20世纪60年代，在民权运动推动下，约翰逊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终止了“吉姆·克劳法”，保障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并试图借助“向贫困宣战”的改革计划使非洲裔美国人摆脱贫困和犯罪等困境。但因反贫困政策未能触动奴隶制遗留下来的种族歧视和结构性不平等，非洲裔美国人始终比白人更容易陷入失业、贫穷和犯罪等境地。
于是，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又启动“向犯罪宣战”计划，将政策重心逐步从消除贫困转向打击犯罪。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伊丽莎白·辛顿在2016年出版的《从向贫困宣战到向犯罪宣战：美国大规模监禁的形成》一书中认为，正是约翰逊的“向犯罪宣战”计划，拉开了当代美国大规模监禁的序幕。在1965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联邦政府先后发起多轮“打击犯罪的战争”，持续将大量财政投入到州和地方的执法、司法机构中，强化他们对城市低收入社区，尤其是非洲裔社区的犯罪控制。这不仅挤占那些原本用于消除犯罪根源的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还使美国政府逐渐把打击犯罪当作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导致犯罪控制从目的到手段出现异化。
这种异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执法上滥用警力和警权，致使逮捕率激增。为打击暴力、贩毒等犯罪活动，美国政府不断增加警察的人数、经费和装备，把更多警力部署在城市贫困街区巡逻，并鼓励警员以“先发制人”等策略积极逮捕他们有“合理怀疑”理由的任何人。其后果不仅是造成大量嫌犯被送入美国司法系统，为大规模监禁埋下伏笔，还使很多嫌犯因暴力执法而丧生，严重威胁到美国公民的自由与安全。
其次，在司法上采取严刑峻法，致使监禁率骤长。在打击犯罪行为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日益偏向刑罚的惩罚和威慑作用，而非教育和改造功能，因此在量刑和服刑环节引入更严厉的标准，包括轻罪重判、延长实际服刑期限等，掀起所谓的“严厉革命”。“严厉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大规模监禁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发展，并造成美国人权状况的巨大倒退。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的监禁人口还不到20万，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增长至60多万，而现在更是上升到200万以上。监禁人口的大幅上涨又刺激美国政府出资建造大量监狱，鼓励私营监狱参与执法等，以便监禁更多囚犯——这与警察系统的严厉逮捕和法院系统的严刑峻法共同构成一个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由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原因，当代美国囚犯在监狱里几乎都要参加强制劳动；而又因1965年以来的几轮“打击犯罪的战争”主要指向非洲裔社区，非洲裔美国人继续成为大规模监禁和强制劳动的最大受害者。据统计，非洲裔美国人目前占美国总人口约13%，却占美国监禁人口的35%以上，其监禁率几乎是白人的6倍。同时，大规模监禁不仅会使大量公民因被判有罪而丧失政治权利，而且囚犯即便刑满出狱后，也长期无法恢复选举资格。研究显示，在2016年大选中，美国有600多万选民因犯罪而被禁止投票，大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
美国民权律师米歇尔·亚历山大在2010年出版的《新吉姆·克劳：色盲时代的大规模监禁》一书中敏锐指出，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和大规模监禁其实是一种全面和隐蔽的种族化的社会控制系统，它是美国奴隶制和“吉姆·克劳”制的遗产与变种，试图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让非洲裔美国人永远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和底端。
大规模监禁及其人权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作为美国奴隶制烙印的当代体现，大规模监禁及其人权问题虽是由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和刑事司法体系中的不合理规定直接引起的，但其真正推力则来自美国奴隶制历史的各种遗毒。这些遗毒至今仍广泛存在于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构成美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多重困境和结构性障碍，也成为大规模监禁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首先，美国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一种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美国学界的新研究表明，美国的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正如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指出，“自由资本主义无与伦比的机会是建立在动产奴隶制的无情压迫之上的”。这意味着奴隶制的很多特征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融为一体的，不会因奴隶制或种族隔离制的废除而轻易消失。
资本主义具有不平等（在劳动和分配上）和不稳定（周期性经济危机）两大基本特性。不平等特性催生了美国奴隶制，使非洲裔美国人在劳动上遭受奴役和剥削，在分配上劳而无获。即便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南方白人又利用“黑人法典”、囚犯租赁制等工具把非洲裔美国人作为廉价劳力继续压榨。而在经济权利不平等的情况下，不稳定特性会让非洲裔美国人承受更多的失业风险，更容易陷入贫困、犯罪和监禁等困局。贝克特断言，“美国奴隶制必然会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留下印记”，非洲裔美国人的经济不平等无疑是其中最深刻印记之一，而大规模监禁则是这一印记的生动展现。
其次，美国分权化的政治制度也是奴隶制遗毒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在1787年联邦宪法制定时，南方蓄奴州为维护奴隶制，积极主张纵向分权中的州权，并通过“五分之三”条款扩大南方在联邦政府横向三权中的影响力。到19世纪上半叶，南方不仅左右了联邦的总统、众议院议长和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还大力发展州权理论。地方自治传统和分权理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且深远的，以至在内战时期，联邦政府最初倾向由南方各州自行立法废除奴隶制，直到“黑人法典”出现后，才被迫介入南方各州的政治重建。
但即便如此，联邦也不愿过分损害州权，因此也没有彻底清算南方前奴隶主势力，进而为南方政治力量在19世纪70年代东山再起，并借助州权推行种族隔离制创造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保守主义在美国复兴，以南方政治势力为代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利用分权制下的权力制衡规则，通过控制州权以及联邦三权中的分支，逐步削弱民权运动以来的进步成果，使大规模监禁等种族歧视现象得到庇护。
再次，奴隶制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思想为大规模监禁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土壤。美国的种族奴隶制不可避免地强化了西方的先天性种族差异思想，其主要功能是为美国资本主义中的种族不平等提供“理论依据”，并防止贫穷的白人和被奴役的黑人联手反抗白人统治精英。然则种族主义思想一旦兴起，就会渗透到文化中，塑造人们的思维定式，发挥独特的社会功能。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后，这种思想和文化也会阴魂不散，并创造出奴隶制的变种或替代品来维护其存在。
事实上，非洲裔美国人“天生低下”的观念在许多白人，甚至是最开明的白人中间普遍流行，成为通往种族平等道路上的巨大阻碍。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联邦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后放任南方各州建立种族隔离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北方白人大都支持废除奴隶制，但他们无法接受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拥有相同的地位和权利。辛顿的研究也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策的重点之所以会从消除贫困转向打击犯罪，关键在于白人精英把暴力和犯罪看成是“非洲裔美国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病态文化”。
正因为奴隶制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的奴隶制烙印才会如此之深，以至无论是血腥的内战，还是激进的民权运动，都无法将其抹去，反而以大规模监禁的形式延续至今。因此，美国若要真正解决大规模监禁及其人权问题，必须重塑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仅靠单纯的刑事司法改革是无济于事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人权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邵声 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世界历史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