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以下简称罗伊案）的裁决，取消对美国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将是否允许堕胎的决定权交归各州。这一裁决震惊全美，标志着美国妇女人权的历史性倒退，同时也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体现，并将持续加剧美国社会的内部撕裂，进一步扩大美式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妇女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安全和合法堕胎的权利更是深植于国际人权法规之中，是保障包括生命权、人身安全权、隐私权等在内的更广泛人权的一项关键权利。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里已有50多个国家放宽了堕胎相关的法令。如今，长期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却反其道而行，取消了宪法层面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对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及英法加等国首脑都予以谴责，认为美国此举是“巨大倒退”。

 

  然而，纵观美国社会对女性权利的保护情况，最高法院的此次判决似乎又在预料之中。自1920年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女性选举权以来，美国女性权利得到较大提升，但近年来的民调显示仍有75%的美国人认为国家需在实现性别平等上作出更多努力。美国民权同盟指出，1963年《同酬法》通过之时，女性工资仅为男性的59%；如今，女性工资依旧仅为男性的78%，其中少数族裔的女性工资更低，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64%和54%。此外，正如近年来席卷欧美的反性骚扰运动所揭露的，美国女性在工作场所遭遇性别歧视、性骚扰甚至性侵犯的现象相当普遍。但美国法律在这方面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并不健全：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雇主都不曾因性骚扰受到联邦法院的惩罚；到1991年，国会对《民权法案》进行修订，原告才能以性骚扰为由寻求金钱赔偿。除此之外，美国还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唯一在联邦层面不保证为职工提供任何带薪产假、陪产假或育儿假的国家。据估计，仅有60%的美国职工可以真正享受联邦所规定的最长12周的无薪产假。

 

  事实上，即使在此次裁决之前，美国女性也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拥有“堕胎自由”。罗伊案之后，在反对堕胎自由的“亲生命权”人士游说之下，对该问题持保守主义态度的各州通过在法律上设置障碍，例如拒绝将堕胎费用纳入低收入人群政府医疗补助计划的清单之中，迫使女性因经济问题放弃堕胎。取消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将对美国妇女权益造成进一步伤害。目前，美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已经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限制堕胎法将使那些保守主义州的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更高。对于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青少年、有色人种、移民和难民等来说，因无力支付旅行、请假等费用，他们受堕胎限制的影响将会更大。

 

  美国最高法院和部分地方政府对女性堕胎权的限制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女性的隐私权和人身安全权等基本人权。不仅如此，美国还是迄今尚未批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一切都在事实上暴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标”——在国际上宣扬普世人权，又在实践上践踏国民基本人权。

 

 

  在美国党派斗争激化、政治极化现象日趋严峻的社会背景之下，堕胎问题已经从最初的医学、宗教和伦理问题上升为极具政治敏感性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为两党在选举中吸引目标选民的“王牌”。罗伊案裁决在日前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则是美国政治日趋极化的重要表现和结果。

 

  在20世纪60年代，堕胎还只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而非区分党派立场的议题。当时，民主党成员及其选民中也有不少人反对堕胎权。但在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案的裁决中确定孕期妇女具有在妊娠早期自主选择堕胎手术的宪法权利之后，堕胎问题日渐成为自由派和保守派阵营之间、“亲生命权”和“亲选择权”两股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并成为美国两党政治中的重要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共和党延续尼克松时代的“南部战略”，在竞选纲领中加入反对堕胎权的内容以吸引宗教福音派和民主党中反对堕胎的选民。此后，两党在历届选举中几乎都把对堕胎权的支持与否作为其政治纲领中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两党的政治立场日趋极端化，双方在包括社会福利、公平效率、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态度分歧日渐扩大，堕胎问题也逐渐与包括国家福利政策和政府公权力等在内的政策议题捆绑，成为一个划分政党立场的议题。因此，虽然近几十年来美国民众对堕胎权的态度并未发生重大改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对该议题的态度分歧却日渐突出。根据皮尤中心的报告，2007年至2022年，认为堕胎在多数情况下合法的民主党人与认为堕胎在多数情况下非法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比例差距从24个百分点扩大到了42个百分点。

 

  两党在该议题上分歧的日渐扩大促使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相关立法，并在双方力量的对决中直接导致罗伊案裁决被推翻。一方面，美国右翼致力于挑战罗伊案的判决，各州的保守派律师更是不断将可能推翻罗伊案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另一方面，左翼则致力于推翻禁止联邦资助大多数堕胎的海德修正案，以扩大妇女的堕胎自由权。在两大阵营激进力量的推动以及保守派力量日渐增强的背景下，近年来部分州议会对堕胎问题的立场更加保守，越发强硬地推行反堕胎政策。例如，密西西比、肯塔基、佐治亚和得克萨斯等州都通过了“心跳法案”，规定最早在6周内禁止堕胎。受到特朗普任内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人数以六比三占据多数的直接影响，自由派力量在堕胎权的对决中败下阵来，导致罗伊案裁决最终被推翻。

 

  最高法院的此次裁决不仅是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结果，而且也将极大加剧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分裂。事实上，早在5月份关于此次裁决的草案被泄露之后，已有大批抗议者走上街头呼吁拜登总统表态，民主党更是借此机会动员选民在中期选举中选择支持堕胎权的代表。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堕胎权将成为两党角逐的重要议题之一。同时，美国一家致力于研究生殖健康和权利的机构古特马赫研究所认为，美国本来就已经有26个州可能禁止或限制堕胎，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将使部分州的法律立即或者迅速生效。这可能导致美国社会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在地理上形成集聚，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社会的思想分裂与人群隔离。

 

 

  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案裁决的推翻也在很大程度上蚕食了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美国左派杂志《雅各宾》刊文指出，“黑钱造就了最高法院中激进保守派的超级多数”。文章指出，特朗普的最高司法顾问组建了“司法危机网络”用于资助共和党的州检察长及非营利组织，致使最高法院推翻联邦对堕胎权的保护，取消一些州对隐蔽携带枪支的限制等。例如，在2016年保守派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后，该网络就曾斥资700万美元进行广告宣传，阻止共和党参议员批准奥巴马的法官人选；在特朗普任期内，该网络又花费数千万美元为特朗普的三名法官候选人进行广告宣传。

 

  《雅各宾》的揭批暴露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信任危机。作为“民主灯塔”，美国历来以其三权分立的民主体制自夸。然而，在美国社会对堕胎权的民意没有发生重大波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罗伊案判例就在短期内被推翻，很难不令美国民众质疑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否依旧独立于政府和立法系统之外，怀疑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被党派政治所蚕食，沦为深度参与意识形态之争的政治机构。这一现象也令不少学者和社会人士担忧在未来的几年中，最高法院可能将推翻沃伦法院时期的宪法先例，以司法权推动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

 

  当独立于行政与立法之外的司法权力逐渐沦为美国党派之争的工具与手段时，美国社会的民主危机更加凸显，其内部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将受到巨大冲击。换言之，美国对妇女堕胎权的限制不仅仅是对人权的巨大破坏，其所引发的社会抗议与政治对立也将加剧社会的内部撕裂，深刻影响到美国的“立国之本”，使美式民主的“可信度”和“可行性”遭遇危机，从而使美国陷入更大的政治困境。

 

  （作者：俞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